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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已在亚太部署八艘水雷舰 无奈中国水雷密布

归档日期:08-05       文本归类:飞机布雷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水雷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潜在威胁,海战中最简单的方式始终是布雷,任何舰船都可能碰到水雷。就美国而言,从建国之初,水雷及水雷对抗便始终伴随美国海军。1778年1月,戴维﹒布什内尔将装配有触发点火装置的火药填入漂浮的小桶中,攻击了锚泊于费城上游特拉华河的英国舰队。4名试图打捞小桶的英国水手被炸死——这也是爆炸物军械处理(EOD)对抗不确定威胁挑战的一个早期案例——但舰船本身未受伤害。从此以后,水雷与反水雷(MCM)在美国内战、美西战争、两次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中的多次危机时刻、沙漠风暴行动和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表现了突出重要性。

  1991年2月,美国海军丧失了对阿拉伯海湾北部的控制,多国海军联合部队受限于其所签署的条约不可实施布雷,而未受这种限制的伊拉克在该水域布放了超过1300枚水雷。水雷严重损害了2艘美海军战舰,因为害怕遭受更大伤亡,指挥官放弃了两栖进攻。这也反映了海军40年前的经历,在北朝鲜东海岸,当时,超过3000枚水雷(大约在数周时间内实施布放)完全挫败了拥有250艘战舰的美国两栖特遣队于1950年10月对元山的进攻。行动指挥官,艾伦﹒E﹒史密斯少将,很遗憾地表示,“我们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这片海洋属于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使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武器,由非常古老的舰船布放。”最初的清扫行动导致3艘反水雷舰艇的沉没,100多名人员死伤。1953年7月,冲突结束,同盟国水雷反水雷兵力,仅仅占据整个联合国海军兵力的2%,却遭受了所有伤亡的20%。

  朝鲜战争的经历催化了美国海军在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水雷与反水雷研究的复兴,正如沙漠风暴行动期间水雷与反水雷行动的溃败导致了从上世纪80年持续至今的研究复兴(然而,后者的复兴远比前者有限)。正如戴维﹒G﹒法拉格特少将于1864年3月25日给海军部长的信件,“不应赋予对手建立这样的优势。”

  传统海军以及海上可以也的确曾经使用水雷和水下临时爆炸装置(UWIEDs)对海洋的军事和商业应用构成挑战。这些“静静守候的武器”是海军非对称威胁中的典范,可以利用海军和海上的弱点腐蚀对手的力量。水雷符合地区性海军所奉行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和海上控制策略、行动的需求。全世界60多支海军的武器库中总有100万枚、超过300种的水雷,这还不包括美国。30多个国家能够制造水雷,20多个国家出口水雷;可以在国际武器贸易中轻易获取这类尖端武器。更糟糕的是,列举的这些仅仅是水雷,还不包括水下临时爆炸装置,它们可以装入55加仑的标准水桶或其它容器中,甚至可能是废弃的冰箱中。

  水雷和水下临时爆炸装置都很易获取和建造,并且很便宜,低成本掩盖了它们潜在的损害能力。花费几百至几千美元不等,它们是“穷国海军”的武器选择,提供了绝佳的投入产出比:成本低但收益高。例如,1991年2月18日,价值十亿的普林斯顿号(CG59)宙斯盾巡洋舰遭受了伊拉克价值2.5万美元的意大利曼塔(Manta)复合感应式沉底水雷的沉重打击,战舰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都未能服役。同一天的早些时候,的黎波里号(LPH10)碰上了一枚伊拉克的触发式水雷,在船舷撕开了一个23英尺的大洞,几乎将该舰击沉。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阿拉伯湾的“油轮战争”期间,1988年4月14日,塞缪尔﹒B﹒罗伯茨号(FFG58)碰上了一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设计的触发式水雷,尽管在舰员的英勇努力下避免了沉没,但战舰的事故修理账单高达9600万(1993财年)。细细列数令人感到惊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重创或击沉美海军战舰方面,水雷四倍于其他所有攻击手段:

  水雷和水下临时爆炸装置并不是对海军力量投送的临时性“中断”,而是在关键航道和区域的“减速带”,在危机和冲突中,减缓战舰、海上军事补给和人道主义援救反应的速度。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百上千的水雷被用于海区战术拒止或战略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德国、土耳其、英国和美国都依赖水雷,水雷作战在1918年6至10月份的“北海水雷屏障”中发展到顶峰,当时英国和美国战舰共计布放超过7.3万枚水雷,击沉13艘德国潜艇,导致更多潜艇直到战争结束都困在母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水雷也得到成功使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纳粹潜艇布放了327枚水雷,从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到密西西比河,在美国北部数个港口附近活动了40天,击沉击伤11艘舰船。到太平洋战争末,“饥饿”战役展示了水雷的战略价值,从1945年3至8月,美军航空部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海军潜艇在日本航线、领海水域和港口布放了约12200枚水雷。战果一目了然:水雷击沉、重创了约670艘日本舰船,扼断了日本本岛附近的所有海上贸易。

  总体上,美国的战略、方案计划和作战程序中包含清晰的水雷战内容,尤其在目前刚刚开始形成的空海作战概念中,这一概念吸引了国防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的注意力。正如在2010年《四年防务回顾》中的概述,空军和海军构想出这一概念以击败拥有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对手。这一概念有助于指导未来有效投送力量所需能力的发展,包括使用美国自身的水雷对抗对手的海军部队和战略。在正式转入到这些问题之前,介绍一些水雷战专用词汇作为参考将很有帮助。

  水雷战(和陆上的地雷战一样)包括两大方面的能力和作战行动:第一,水雷和布雷;第二,反水雷。

  布雷区的主要目标是拒绝通过,而不是损害或摧毁特定的战舰或潜艇。即使不用开火,水雷或仅仅是心理上的不确定(水下实际上有什么武器,在哪儿?)便可以起到一定影响。

  尽管水雷和水下临时爆炸装置能够以任何形式构造,大体上有四种基本类型:沉底雷、系留雷(锚雷)、漂浮雷(漂雷)和吸附式水雷。可以由飞机、水面舰船、民用小艇、潜艇、战斗或自杀式潜水员布放,甚至由卡车从横跨重要水道的桥梁上布放。不同设计的水雷可以在任何水域作战,从近岸(10英尺以浅的水域)到深海(200英尺以深),装药量从几英磅到几吨。同样的武器既可用于进攻也可用于防守——直接攻击对方舰船、潜艇或保护己方舰船、潜艇、重要海域、港口、水道。

  沉底雷,栖身于海底,依靠自重保持阵位,还可以通过掩埋在沉淀物下避免遭猎雷;强潮汐和洋流可能导致水雷的“移动”。沉底雷可以是从36英寸的圆锥状装置到长达12英尺的武器。沉底雷在相对较浅的水域(200英尺以浅)对抗水面舰船最有效,在深水区对抗潜艇也十分有效。

  系留雷(锚雷),由锚固定成悬浮状态。有三种类型:极近海底和近海底水雷、悬浮水中水雷、近水面水雷。锚雷需要留出较大内部空间以确保漂浮状态,这样就限制了装药量,因此,锚雷的杀伤半径通常小于沉底雷,但可装配传感器或以鱼雷、火箭武装,进而极大地拓展了其“可触范围”。

  漂浮雷(漂雷),完全标浮于水面或近水面,通常也固定于某地。如果任由其漂泊,它们将全无鉴别能力地实施攻击。还有一种变体,振荡水雷,在水下两个固定深度之间来回飘荡或保持在固定深度。国际法中规定:自动寻的水雷——可以自行开火的水雷——必须在离开锚位一小时后失效。显然应该禁止使用未设计自毁的漂雷,但目前它们仍在使用中。

  吸附式水雷,战斗或/自杀式潜水员可能直接将其贴附到目标船舷上,设定在数分钟、数天或更长时间后爆炸。例如,1985年7月,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海湾,两枚吸附式时延水雷击沉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座号。2008年5月,泰米尔海上老虎派遣专门攻击港口水道的自杀式潜水员将吸附式水雷布放于军舰的软肋处,击沉了斯里兰卡的无敌号后勤船。

  有些水雷是可以移动的,能够由潜艇在距离预定布雷区数千码以外布放。老式水雷可以加装现代化、高尖端元件提高作战效能,挫败对手的排雷努力,任何水雷都可以装配抗反水雷能力——例如,“计算船数”或反潜水员传感器——挫败扫雷、猎雷和排雷。水雷可能由玻璃纤维或塑料构造,使其一旦入水便极难探测、识别和对抗。可设计数种触发方式:接触式、通过感应水面舰船和潜艇的特征或影响、指令式。

  接触式水雷,一般不是锚雷就是漂雷,设计在其雷体或附属装置与目标发生接触时起爆。这是仍在使用中的最老式的水雷,绝大部分接触式水雷使用化学“触发器”,当触发器中装有化学物质的小瓶被打碎后,形成了可引爆水雷的电池。其他一些装配有电子开关和内部电池组用于引爆。

  感应式水雷,可以是沉底式或系留式,可能装备有尖端传感器和激发装置而无需与目标发生直接接触。装有磁感应、声感应、震动感应、水下电感应、压感应和视频传感器等一种或多种组合的传感器。使用微处理器的现代传感器能够辨别目标接近,测定感应到的特征是舰船的还是扫雷具的,在目标经过时估算最佳引爆时间。

  指令式水雷,系留式或沉底式,当目标舰船进入布雷区,接受操雷手的指令引爆。指令式水雷通常——但并非始终——局限在港口或受限水道内执行守势/攻势作战行动。

  因此,水雷在和平时期、危机时刻、战争时期都是可供选择使用的“工具”。的确,和平时期,在一国的内水和领海布放水雷是完全合法的选择,即使在远海也一样——只要详细而有效地发布航海通告,并遵守其他一些相关规则,正如美国通用海军作战法律指挥官手册中的说明。

  最好的反水雷作战行动是在布雷平台布放水雷之前实施阻止——一旦水雷入水,将很难探测、识别和清除。为避免它们入水,飞机、巡航导弹、海军“火力”(远程,精确打击,尤其是重炮)、甚至特种作战部队都可以攻击水雷仓库、集结地点或潜在的布雷平台。

  如果不这样,水雷与反水雷作战将会在从高平潮时会被淹没的沿岸到超过200英尺深的水域实施。反水雷作战行动的战场包括拥挤的港口、狭窄的航道、面积达数千平方海里的舰队活动区域。水雷与反水雷作战区域的多样性和数量巨大的水雷种类、参数,相互共同作用,极大地复杂化了水雷防御“问题”。适用于一个水域处理水雷威胁的战术、技术以及规程通常不适用于另一种情况,而其他的海军作战训练中则并未呈现出这种多样化的环境和威胁。

  猎雷可以有效对抗所有种类的水雷。包括五个步骤:探测、分类、定位、识别和清除。声纳接触是探测和分类是否是水雷的最主要手段。可以通过经特殊训练的潜水员、海洋哺乳动物、装载在清雷装置或无人潜器(UUV)上的摄像机和激光系统,接触和分辨是否是水雷。无人潜器上的先进声纳和光电传感器为增强猎雷能力提供了可靠保证,避免“人员和海洋哺乳动物”进入布雷区。不过,探测和分类/识别过程异常缓慢:通常,水面舰艇使用船壳或拖曳式声纳猎雷时,航速十分低,大约只有3节;直升机猎雷相对快些——主要有赖于声纳系统,大约能超过15节——但是这很不一定。

  一旦一次接触探测、分类了类似水雷物体并识别为水雷,在指挥官宣布航线或区域清除干净前必须明确其是否安全。传感器接触灵敏度的设定依赖于若干因素:海底参数(光滑或粗糙)、沉淀物类型、零碎物的量、掩埋量、水深以及其他多种因素。仅仅针对与一枚类似水雷物体的接触,由专业反水雷舰从探测到清除的过程就可能需要花费数个小时,其他平台则需花费更长时间。

  作为对比,扫雷行动是对精确划定的条形水域实施拖网式作业,使用机械或感应系统引爆或摧毁任何可能存在的水雷(包括区域内的任何类似水雷以及非水雷物体)。机械清扫主要是切割系留水雷的系链或从其他方面破坏水雷本身,比如割断控制电缆。机械清扫切割后的系留水雷必须及时清除(通过火炮或炸药)或妥善处置供随后研究。

  感应式扫雷通过模拟一艘舰船的磁、电、声、震动或压力特征无害引爆水雷。实施感应式扫雷时,关于对手的布雷目的、条令、战术和库存的情报、侦察和监视十分重要,因为关于水雷的传感器、引爆规则和反扫雷措施(比如计算舰船的数量和延时的时间)的特定情报是扫雷的根本依据。相比猎雷,扫雷过程中平台面临风险更大,并且当扫雷结束,通常给穿过该区域的舰船留下相对较高的风险。因此,为确保尽可能低的风险,绝大多数反水雷作战方案中都包括猎雷和扫雷。

  在派遣战舰或商船穿过一条清理干净的航道前,一艘低价值的试验船通常会首先航行穿越以证明航道确实安全。这些低价值舰船被设计在遭受多次打击后不会沉没,这种行动称为“检查式清扫”。例如,上世纪70年代在阿拉伯湾的“油轮战争”中,布里奇顿号商船在遭受一枚触发式水雷的打击后仍能航行,此后便作为试验性扫雷舰,为本该保护它的美国海军战舰以及其他美国籍商船领航。

  “脆弱”是数位美国海军水雷战专家于2011年春季,对美国水雷与反水雷作战能力的描述。这种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源自海军水雷战的整体状态,从历史上看,水雷、布雷和反水雷——从实验室、工业部门到海军司令部和系统指挥部,再到所部署的兵力——仅占年度计划和作战总体资金的不到1%。绝大部分受限的资金仅仅支撑反水雷,并不包括布雷、计划和作战。

  脆弱性还反映在美国的水雷与反水雷处于广泛转型的前沿,从一支由老旧的水面舰艇、直升机、潜水员和海洋哺乳动物爆炸物军械处理系统构成的专业化部队,转型为部署于新型濒海战斗舰自由级(LCS1)和独立级(LCS2)上的高度集成、“剪裁讲究”、模块化反水雷“系统之系统”。新型“剪裁讲究”的水雷与反水雷兵力意图提供直接、高度自动化的水雷与反水雷作战能力,支援在前沿区域的海军机动兵力。然而,在转型过程中很难保持现役“遗留”平台的装备和战备能力,在“剪裁讲究”的兵力入役之前,美国海军在应对涉及水雷的危机和冲突中可能会遭受强大压力,这一点引起了极大关注。

  从美国海军的视角看来,海洋是用于机动的区域,反水雷作战是为确保海军兵力的机动,而不是对抗每一枚水雷。如果涉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台湾水域、第一岛链、甚至中国目前已经突破的第二岛链,这些关键区域布雷的危机,由于其数量不足且日渐过时,美国海军的反水雷措施显然将很不得力。2011年春季,美国海军专用水雷与反水雷资源分三大类。

  14艘复仇者级(MCM1)构建成海军专业水面反水雷能力。它们相对较慢,最大航速约14节,导致它们的反应速度很成问题(尽管可以通过重型运输船快速运抵战场)。为增强快速反应性,4艘前置部署于阿拉伯湾(巴林首都麦纳麦),4艘位于日本佐世保军港;剩余的6艘位于圣地亚哥。复仇者装备有数种猎雷和扫雷系统,海军正在升级这些舰船——2011年刚好过其设计作战寿命的一半——但经确认的现代化改造费和材料采购账单总计约5亿美元,且仅能保证它们应对近期情况,复仇者级将于2024年退役。目前情况是,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水雷战的任何想定情况中,美国海军最初的水面水雷与反水雷反应都将是在日本和阿拉伯海湾的8艘扫雷舰。

  海军“三位一体”反水雷力量的空中部分包括2个MH-53E海龙直升机中队,总计28架——其中7架处于训练和保养维修中。2个中队(HM-14和HM-15)位于空中反水雷(AMCM)中心——维吉尼亚诺福克的海军航空站。2架直升机部署于韩国,4架在巴林。直升机执行快速反水雷任务——如果使用战略空运,在决定部署后的72小时内,可以通过空运抵达全球任何地方——携带有猎雷声纳、器械和感应式清扫系统。自1986年服役以来,MH-53E具备夜间作战和6小时持续作战能力。2009年,海军开始对其进行抗疲劳结构升级的寿命延伸计划,确保这些直升机能够持续履行使命,直到2025年全部退役。

  “三位一体”中的第三部分是爆炸物处理,海军爆炸物处理部门直接支援猎雷和扫雷行动。他们在装备、战术、技术,和定位、识别、清除、回收程序,以及水雷、鱼雷和其他水下武器(包括水下临时爆炸物)处置方面,受过专门训练。

  此外,海军还保持有数种海洋哺乳动物系统,受过专门训练的海豚和海狮进行水雷侦察和消除,防蛙人,回收演习用水雷、鱼雷和其他目标。在某些情况下,海洋哺乳动物比现役人员和装备更加有效,目前只有它们能探测到被掩埋的沉底水雷。每套“系统”包括数只海豚或海狮,可以通过战略空运迅速部署至全球任何地点,随后从前沿阵地的舰船中出来作业。例如,海军部署至阿拉伯湾的反水雷海豚,在1988年的郑重意志(EARNEST WILL)行动中,在1991年至1992年的沙漠风暴/沙漠清扫行动中,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均起到了很好作用。

  从以上概要描述中显然可见,美国海军的专业反水雷部队日益老化,而全球水雷威胁则日渐现代化,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水雷威胁。因此,海军正为未来水雷防御部队增加投资,其正式需求提出一种新能力,在许多海军简报和出版物中描述为“快速、轻巧、灵活、适应、精确和模块化,让人员和海洋哺乳动物远离布雷区。”

  下一代水雷与反水雷兵力的焦点是模块化的濒海战斗舰,主要搭载MH-60S多用途直升机(不同于MH-53E,其不能在夜间遂行反水雷行动,且仅有MH-53E续航时间的一半),无人飞机和数种先进“任务模块”系统。(这两个级别中,自由级是全钢单船体设计,而独立级是铝制三船体)发展模块化的反水雷、反潜艇和反水面舰任务包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策略,寻求濒海优势。

  水雷反水雷任务模块包括:远程猎雷系统(RMS),AQS-20A猎雷声纳,空中激光水雷探测系统(ALMDS),空中灭雷系统(AMNS),有机空中和水面感应扫雷系统(OASIS),无人感应扫雷系统(UISS),以及濒海战场侦察和分析(COBRA)系统。撇除所安装的特定任务包,战舰本身固有的能力包括:情报支援、监视、侦察、特种作战和海上侦听。最大速度超过45节,相比海军现役的专业兵力,濒海战斗舰拥有更佳的反应能力。的确,通过在危机区域装载必要的任务模块,确保了任何一艘濒海战斗舰都可以改装成水雷与反水雷平台,这便引发了对水雷与反水雷任务包成熟度的日益关注。

  每一级的首舰,LCS1和LCS2,于2011年入役,正在建设中另外两艘将于2012年下水,海军授权建造另外20艘(每级10艘)。海军一共计划建造55艘濒海战斗舰,并希望获得24套水雷与反水雷任务包,其中2套已经交付使用,2011年中期有一套在生产中。然而,水雷与反水雷任务模块中的数个系统仍未入役——仅有三部分(AQS-20A猎雷声纳,空中激光水雷探测系统(ALMDS)和空中灭雷系统(AMNS))也是“低速的初期量产”——需要数年时间让濒海战斗舰(就水雷与反水雷能力方面)替代复仇者级。同时,海军正在审查将水雷与反水雷任务模块部署至其他舰船上的提议,比如船坞运输舰(LPD),或者可以起降MH-60S直升机的其他登陆设备上。

  美国海军的未来,聚焦于濒海战斗舰的水雷与反水雷资源还将是在危机或战斗状态中致力于水雷清除任务的核心力量。比如,在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来自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多支反水雷力量,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在阿拉伯湾北部初步开辟了安全航道。自此,在这一战略性航道上(正如前文所述,4艘复仇者级扫雷舰以此为母港)持续开展了周期性水雷与反水雷作战行动。必须将水雷与反水雷模块可裁减的濒海战斗舰包括在专业部队内,以应对将来危机和冲突中,在武器实际使用前,需要发展出它们如何遂行此项任务的相关概念。

  很多地区性海军已经致力于反水雷,但基本都是聚焦于使用传统扫雷和猎雷方式的近岸濒海作战行动,尽管在某些案例中辅以远程操控无人系统。这些资源可能用于促进美国海军在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关键航道布雷的水雷与反水雷作战行动。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AN)拥有6艘意大利设计的休恩级扫雷舰(MHC),1999年至2003年期间入役。这些现代化舰船使用多种机械和感应式扫雷系统以及可变深猎雷声纳。2艘从1982年开始服役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520吨辅助扫雷舰:袋狸号和大袋鼠号,也使用重新配置的磁感应扫雷方式。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施行“时机船计划”,利用不再作业的渔船,给其装备侧扫声纳和磁感应扫雷具。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还有2艘小型(满载排水量约115吨)辅助扫雷舰——Bermagui号和Koraaga号——从渔船改装而来,能够搭载侧扫声纳和磁感应扫雷具。最后,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还拥有3艘应时机需求改变的水雷与反水雷无人舰船。

  印尼。印尼共和国海军拥有11艘濒海猎雷和扫雷舰,其中仅有约5艘在役。2艘是1988年来自荷兰皇家海军建造的现代化三伙伴级:冷岳号(前威廉斯塔德号)和Rupat号(前Vlardingen号)。它们装载有可使接触式水雷失效的远程操控猎雷装具、机械式扫雷装备、磁感应和声感应扫雷具。剩余9艘——德国海军前Kondor II级濒海巡逻艇,最初是作为巡逻艇使用,但仍保留其原先的机械扫雷装具,且更加现代化的磁感应扫雷具也在测试中。但充其量仅3艘(甚至更少)在役的Kondor II级日益过时。

  日本。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一样,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现代化且可战的水雷与反水雷兵力。饥饿战役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花费数年时间清除港口、海港、海峡和附近海域的经历,以及朝鲜战争和沙漠风暴行动中的水雷经历,使对健全的水雷与反水雷的需求深烙于日本海军的记忆中。公开资料表明,日本海上自卫队水雷战武库中包括约35艘水面猎雷和扫雷舰,3艘无人控制舰船,6艘无线电遥控水雷与反水雷无人舰船。这些舰船包括新获得的(12艘菅岛级,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入役)以及在70年代中期服役的舰船——当然都并不算“老”,与其他地区性海军相比,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2艘浦贺级反水雷支援舰,1997年和1998年期间入役,还担负布雷任务,这级舰船装载有机械和感应式扫雷具,能够操纵远程猎雷装具。从1989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拥有11架MH-53E海龙反水雷直升机,使用与美国海军反水雷直升机相类似的扫雷和猎雷装备。这些飞机将被搭载OASIS扫雷系统的MCH-10取代,现正在美国发展之中。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拥有4艘于70年代中后期获得的意大利莱里奇级濒海猎雷舰,装备有舰载和离舰式猎雷系统以及感应式和机械式扫雷装具,还可搭载爆炸物处置潜水员。

  菲律宾。菲律宾海军没有反水雷舰船和飞机,几艘美国前扫雷艇已改装用于巡逻任务,不再具备反水雷能力。

  台湾。考虑在任何“台湾想定”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大规模布雷,台湾的反水雷能力非常薄弱。台湾海军仅有12艘小型濒海扫雷和猎雷艇,其中8艘是美国和比利时于40年代建造,这8艘老式舰艇仅能扫雷,装载有声感应和磁感应系统以及为后期清理而割除锚雷的拖曳线年才入役,可以遂行猎雷和扫雷行动。2010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有意向对台湾出售价值64亿美元的防御性装备,其中包括鹗级扫雷舰——据报道,台湾想要2艘。2012年5月17日,台湾发言人称:将于近期接收这2艘扫雷舰。

  韩国。韩国海军对水雷与反水雷作战有很深刻理解,在朝鲜半岛的任何突发事件中,对其国土两岸的濒海防御都很关键。关键性的交通航线,尤其是对马海峡,对韩国和美国也许还包括日本部队在作战中取胜必不可少。尽管有这些需求,韩国的反水雷兵力相对适度:1艘元山级布雷/水雷与反水雷舰,计划中的10艘襄阳级濒海猎雷艇,基于莱里奇级设计的6艘SK5000级,5艘美国前MSC289级濒海扫雷艇(1963年至1975年期间移交),3艘美国前MSC268级濒海扫雷艇(1959年移交)。最后2级,如果仍在役,则显得过时了;然而,其它级别则相对较新(从1993年开始入役),能够使用现代扫雷和猎雷系统。2009年7月,韩国请求一项对外军事交易,采购8架海鹰多任务反水雷直升机。(与将从美国濒海战斗舰上起飞的“主战装备”相同,将装备AQS-20A拖曳式声纳反水雷系统,AES-1 ALMDS,ASQ-235 AMNS和ALQ-220 OASIS。)然而,3个月后,交易延期。

  新加坡。新加坡共和国海军拥有4艘基于瑞典兰德索尔特级设计的勿洛级水雷与反水雷舰船,都于1995年入役,属现代化可战的反水雷舰船,搭载2套远程控制灭雷系统;装载有布雷轨道,确保舰船可以布雷。从2009年开始,接受了旨在延长服役寿命的改装,加装了包括先进的集成式水雷与反水雷作战系统,新型船壳式拖曳式合成孔径声纳,以及经济的水雷处理系统。

  越南。尽管将其作为“伙伴海军”进行讨论可能仍有疑问,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拥有少量过时的濒海和内河反水雷船只,大约有8艘,全部是前苏联海军的扫雷艇。

  总体上,环太平洋伙伴海军的水雷与反水雷资源不能在该区域内替代更加健全的美国水雷战能力。它们在技术和作战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在其内河水域遂行任务的可能性,意味着绝大部分伙伴都将难以支援濒海反水雷。美国海军拥有水雷与反水雷能力——脆弱亦或健全——将毫无疑问地限制中国的水雷可能挫败美国战略和作战计划的程度。但反过来,美国海军的水雷和布雷能力是否能够足够有效地击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战略、作战和部队也并不确定。

  “我始终认为布雷是文明国家所不齿的行为,”法拉格特上将在莫比亚湾“严厉惩罚水雷”袭击后,于1864年对我们现在称之为水雷战的描述。他附和皇家海军半世纪前所摒弃的“一种控制海洋的国家不愿采用,但如果其它国家可以成功剥夺前者对海洋控制权力的作战模式。”

  美国海军对这种静侯式海军武器“既爱又恨”,从布什内尔用螺丝钉拧起来的水雷和漂浮的小桶到21世纪、先进的、自动化、网络化武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海军规划者致力于反水雷作战以击败对方的水雷,而不是维持美国的水雷库存——考虑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的水雷,这其中也许有很好的原因。仅有很少的例外,比如先进的深水Mk60捕获者水雷便是以苏联弹道导弹和攻击型潜艇为目标。

  其结果是导致美国海军布雷能力的“支柱”逐步衰退:技术/工业基础、现代化和有效的水雷、足够的水雷库存、布雷区规划者、受训备便武器的特殊人员,以及将其布放就位的手段。如果说美国海军的反水雷能力是脆弱的,那么其布雷能力也很脆弱。没有自身的水雷,美国本质上赋予对手一份“免费入场券”,事实上,对手应该考虑解决其自身的由美国或其海上伙伴的水雷带来的反水雷问题。

  使用美国水雷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实施区域拒止,在任何策略中都特别重要。但这种企图,如果现在不实施,美国海军将——在非对称案例中——用自身布雷弱点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反水雷弱点,其最终结果将很不确定。

  美国海军高级领导人,包括海军作战部长和第三、第五舰队司令,都热衷于“攻势”布雷。2010年秋,约翰哈迪森中校,时任海军海洋系统指挥部的海军水雷战计划办公室(PMS-495)项目副主任,将攻势布雷的远程控制和改进目标瞄准位列“最感兴趣的项目”中。他附和舰队指挥部指挥官约翰C哈维上将所说:海军应避免丧失布雷能力——尽管这位上将也承认,投资水雷发展和研究并不在他优先考虑清单的前端。

  可以根据美国海军的水雷库存相比其它国家日益暗淡这样一个事实得出结论,水雷在美国海军中处于相对非优先考虑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存储量甚至小于朝鲜,据估计朝鲜拥有的5万枚水雷,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可能拥有10万枚水雷,据估计苏联拥有25万枚。以上所有三个国家(以及其它大约20个水雷生产国家)都积极将它们的武器卖往其他国家和非政府机构。

  美国海军水雷库中包括数量逐渐缩小、日益过时的Mk67潜射移动式水雷,到2012财年结束将退役。Mk67是改进式的Mk37鱼雷,移除其线导,加装了一个薄壁水雷弹头和复合感应(磁/震动/压力)目标探测装置(TDD),是一种用于对抗潜艇和水面舰船的浅水沉底水雷。Mk67从潜艇的鱼雷发射管发射并机动至预先确定的阵位或距离,随后关闭马达沉入水底,在预定时间或距离上引爆。当预定寿命到达而未起爆,水雷或者“失效”(比如,自我关闭)或者自毁。这是海军唯一一型潜艇布放式水雷,2012财年后,美国海军潜艇部队将不再具备布雷能力。在转换期的转折点,有人建议将Mk48重型鱼雷改进为两用武器——鱼雷和潜射移动式水雷。如果确实开始着手,未来也许将会很好,但目前没有计划的资金。

  海军没有专业飞机布放薄壁的重达2000磅的Mk67快速打击(QS)沉底水雷,也没有飞机布放500磅的Mk62和2000磅的Mk63快速打击沉底水雷时所需的低阻力炸弹转化装置。Mk62/63武器使用通用Mk82(500磅)和Mk83(2000磅)的低阻力炸弹作为引爆弹头。水雷进入水中在水底停止移动后,在预定时间起爆,当预定寿命到达时,水雷或自毁或失效。

  现役的多感应Mk57、Mk58和先进的Mk71目标探测装置,与改装后的通用炸弹快速打击武器和Mk65专用水雷共同使用。目标探测装置 Mk71代替快速打击Mk65于2011年春进入战场,海军有一个经论证认可的软件运算法则供其使用,另备便三枚用于最终测试。Mk71 属于可编程武器,能够对很广范围内的目标类别做出反应,从小型战斗船只、各种动力的潜艇到大型战舰。Mk71 的发展计划可以追溯到80年代早期,从2005财年才开始接收,但因为低水平的投资和不断变化的优先级,长期以来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也不能通过“技术再恢复”使其更适于生产 。新型Mk75的发展,为Mk62和Mk63快速打击炸弹上转换安装安全而可装备的引信,也比预期花费更长时间,将在2017-2018年入役。作为美国水雷工业基础薄弱的典型映照,仅有一家工厂生产Mk71/75的目标探测装置,仅有的一家提供关键元件的外包工厂已经停止生产,迫使海军寻找替代资源。

  在美国海军中没有水面布雷能力,尽管军队可能正调查使Mk62和Mk63从任何舰船(比如濒海战斗舰)上实施快速打击——事实上,这是利比亚(使用前苏联/东德“出口”的水雷)于1984年夏在红海从一艘摆渡船(加特号商船)上干过的事情。

  随2012年MK67潜射移动式水雷的退役,美国唯一的布雷能力将依赖海军航空兵和美国空军。海军P-3C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和F/A-18大黄蜂/超级大黄蜂能够布放快速打击水雷(P-3C可装载4枚Mk63或2枚Mk65水雷,大黄蜂可搭载所有3种快速打击水雷变体),但P-3C将于2013年开始退役,它们将被P-8海神多任务海上飞机取代。后者也将具备布雷能力,但其布放具有实际意义数量水雷的能力还需数年之后才能形成。

  对F/A-18大黄蜂飞行员的布雷训练从2011年开始提升,海军布雷区规划者已经预见到使用航空布雷的某种复兴。然而,美国海军飞机最后一次在“怒火中”的布雷行动是1991年2到3月的沙漠风暴“空战”中。1991年1月,突击者号航母(CV61)第55攻击中队的4架A-6入侵者的一次突击中,试图使用Mk36破坏者水雷(快速打击水雷的前身)在阿卜杜拉河水道中布放水雷,但导致了严重后果,一架飞机被击落,机组人员失踪,这提醒着空中布雷可能存在的威胁。海军的确使用Mk36破坏者袭击了伊拉克的桥梁和机场跑道(在越南战争时,是更加适合丛林交通小道的战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且无损失。

  美国空军B-52H同温层堡垒轰炸机、B-1B枪骑兵轰炸机、B-2A幽灵战略轰炸机构成了国家大规模布雷能力。相比看似不老的B-52(计划继续服役至2040年,第一架B-52H于1961年服役),B-1能够携带更多快速攻击水雷,B-52和B-1——不包括B-2——定期进行训练和演习。海军和空军的密切合作近些年来不断增长,2011年计划开始使用B-52和B-1进行内河布雷测试。然而,在战时,大规模布雷将仅仅是空军战略轰炸机所担负的数项任务之一,如果布雷区距离极远,则还需要空中加油机支援。

  有关布雷的特别训练还包括“布雷区规划者”。在圣地亚哥的水雷战训练中心的中心工作是反水雷而非布雷,尽管海军水雷与反潜战指挥部(NMAWC)日益强调训练机组人员的布雷战术、技术和程序,但海军布雷与布雷区训练的公共知识库主要来自在海军军需指挥部自航水雷立法部门的专家们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标准的知识”。2011春末,在美国海军中仅有两名布雷区规划者——一名已退休的海岸警卫队队长和一名授命于海军水雷与反潜战指挥部的限职/水面军械海军军官——此外还有少数在编布雷者(并没有人受过正式训练)。

  面对着迷茫的未来,2010年秋季马克里奥斯上尉,海军参谋部远征作战理事会(N85)的水雷战(N852)支持发起者,注意到当海军能够很好地布放无辨别能力的水雷时,可以制造更有效、能够区别瞄准敌方舰船并可远程控制开关的水雷。“我们需要讨论如何使用水雷,”2010年10月里奥斯上尉评注。“我们的一些对手和潜在对手显然拥有非常灵活快速的潜艇和巡逻船只,在冲突早期,在其海港或进出港口的通道上布放水雷将减少其可能出来攻击我方舰船和潜艇的舰艇数量,进而减低威胁。”他还提到N85是“滑翔式水雷”(装载有全球定位系统,战术飞机可以从敌方防空武器射程外发射)和布放水雷的无人潜器“货车”(可由海军特种部队/导弹攻击潜艇秘密布放)的评估概念。

  事实证明,这一想象过于乐观。自1991年冷战结束,仅有很少的努力(不热心且短暂)用于发展新型水雷。着手了一型基于Mk48鱼雷的改进型潜射水雷,但于2002年被终止;还有“2010水雷”,2010年时一型补充快速攻击水雷的现代化空投水雷,也被取消了。

  多年前,海军提议建造新家族系列水雷——海上食肉者——但是受预算所限,可用资金被转移到了解决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陆上爆炸物处理问题。据说,低层次的测验和概念论证工作还在进行中,经由一些分析性成果,海军已经制作出了网络化水雷模型。海上食肉者概念提出了先进、远程遥控、自航式水雷(相比传统水雷,某种概念上更像一台武装的无人潜器),同时还具备水雷的基本特性——高致命性、持久性、“人不在回路”战术、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力量叠加特征,有人操纵平台难以遂行类似职责。海上食肉者具备异乎寻常的大规模伤害宽度,可以通过潜艇和水面舰艇(濒海战斗舰也是候选平台)布放。由此,智能自航式水雷、鱼雷和无人潜器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

  有些人建议采购国外产的水雷供美国海军使用。比如,2005年海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得出结论:

  美国海军应该考虑使用水雷进行攻势作战,为敌方潜艇、无人潜器和蛙人运输器(SDV)遂行区域拒止制造障碍。当前美国水雷的能力有限且不断消亡。计划的2020水雷[海上食肉者]很可能难以按规定时限、规定价格发展,且能力也不如最初计划。因此,小组建议使用现有的正在发展中的装载有先进传感器的外国造水雷,满足上述描述中的需求。

  在准备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海军正考虑潜心研究获取和使用外国水雷的“真实效果”。

  尽管这样,对先进尖端进攻性水雷的兴趣还未转化为资金,这会对国防和海军预算造成日益增加的压力,看似“一切正常”的情况很可能仍然继续。在水雷战领域中,对先进新型水雷的投资似乎遭受资源竞争的绑架。海军水雷战发起者(需求和资金办公室)面临困难:在必须投资现役装备和已经着手的未来水雷与反水雷系统的同时,平衡水雷/反水雷和水雷/布雷,而不增加总预算。简而言之,虽然改进水雷的技术已经成熟了,但海军发展、获取和部署水雷的意愿仍不确定。

  这反过来带来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带来的战略问题,总而言之,中国的水雷威胁,非常具体明确。

  尽管2011年中期(直到本文撰稿时仍未正式发布)仍在改良和讨论中,2010年《四年防务观察》中提出的“空海作战概念”——主要聚焦于击败中国在近海和远海想定中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同时应对伊朗和北朝鲜问题——暗示了国家未来的水雷和布雷能力。

  发展联合空海作战概念,美国空军和海军正共同发展一个新的联合空海作战概念,以击败包含系列军事行动的对手,包括装备尖端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对手。这个概念将阐述空军和海军力量将如何与所有作战行动领域相融合的能力——空中、海上、地面、太空和网络——以对抗日益增长的对美国自由行动的挑战。伴随其成熟,这一概念还将有助于指导未来所需的有效力量投送作战能力的发展。

  具体考虑美国水雷与布雷,观察者概述出几点候选的空海作战“未来能力”以及击败中国、伊朗、北朝鲜和其他国家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概念,这些包括:

  攻势布雷呈现出特别强的吸引力,考虑其相对低廉的成本和给对手制造的困难,且对抗行动耗时巨大的性质。总体上,在抵近敌方领土、邻近港口和海军基地的进出口以及关键节点实施布雷将十分有效。

  需要可观数量的能够自由机动至拓展距离外编程定位的灵巧水雷,这种水雷应该可以经由潜艇或潜行的空军轰炸机布放。灵巧机动水雷在消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潜艇和水面部队及封锁其进出基地的通道方面将十分有效。

  秘密布雷平台能够渗入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如果库存有潜射武器——武装无人潜器和更多传统水雷,在冲突初始阶段,这些能力很可能不会由潜艇布放,因为潜艇代表美国及其海上伙伴唯一的高生存性海上资产。它们的装载能力有限,必须以牺牲装载鱼雷为代价装载水雷,花费漫长的时间运输(穿越这些战场通常威胁巨大),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潜艇需要执行其他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并且如果仅由潜艇执行该项任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基地周围建立有效布雷区将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空海作战概念还将考虑使用秘密的海军和空军飞机布雷,考虑它们的载荷,在执行该项任务中将特别有效。

  空军将为其秘密、巨大、远程/长续航、无人和有人平台装备攻势布雷平台,随后将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区域内,与海军共同训练和演习攻势布雷任务。

  上文提及的空海作战中的布雷主动权需数年(如果不会更久)之后才能有结果,它们究竟是否依赖美国设计、建造和获得现代水雷——还是问题。不管怎样,如果先进的美国水雷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它们总体上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提出挑战。但是,中国水雷与反水雷部队,正如美国的一样也很“脆弱的”,特别是在将其与中国的水雷与布雷能力做比较时。

  此外,从一个更宽泛的反水雷视角看来,美国空军战略飞机,海军和空军战术飞机,远程对陆巡航导弹,以及航母舰载无人飞行器无疑将会用于攻击水雷仓库和货栈,集合区域,对布雷平台的情报将十分准确无误。然而,基于很多原因,先发制人摧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布雷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外交(这显然将会导致危机的扩大),作战行动(早在关岛和密苏里州的轰炸机从基地起飞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潜艇可能已经部署并发射完武器),以及实际(美国如何确定水雷是否在一艘特定的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的商船或渔船上——也即,应对提升海域感知方面的挑战)——而这些选项很可能包括在作战计划中。

  美国海军、盟友及伙伴海军在应对中国水雷战战略和行动方面的准备非常糟糕。除了美国在区域内的8艘水雷与反水雷舰,仅有澳大利亚和日本水雷与反水雷部队认真对待接近港口和海港、关键节点和远海中的中国水雷。其他所有国家可能都是局限于本地或沿海作战行动。不管怎样,如果濒海战斗舰最终成功,伴随其与生俱来的任务可剪裁水雷与反水雷系统,将获得更佳效果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不断削减水雷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在近海精确大规模布放水雷的能力。缺乏足够数量现代化、尖端且有效的水雷,使人对所出现的诸如空海作战的概念产生怀疑,至少在水雷战领域,现实真相击败了虚夸。与此同时,需注意:第一、中国拥有大量水雷,尽管绝大部分已经过时但仍很致命,已经拥有数量有限的尖端现代化水雷,部分水雷经优化专门用于摧毁敌方潜艇。第二,据认为在台湾想定中,中国将严重依赖攻势布雷。第三,如果中国使用这些水雷——所有人都认为那几乎是一定的——将会极大地阻碍作战行动,即使在仅仅是认为可能布放的区域也一样。 知远/问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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